从理论上说，两者适用的情形应当有所不同，因为并非所有上位法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都应该深入审查，也并非所有的规范性文件法院都应该放松审查，法院需要根据不同规范性文件的特性作出选择。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某些私法学者过分夸大隐私权的私法保护，并武断地将这一主题的讨论垄断于私法领域时，我国公法学者也开始尝试为隐私权的讨论纳入公法的全新维度，认为只有公法的介入和公私法的相互扶助，才能为隐私权提供全面系统的保护。这项原则来自基本权利的特殊属性，且被提高至宪法规范的高度。
某项隐私是否能够获得宪法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是否确认其具有保护价值，以及在法律技术上是否有足够的方式为其提供保护。而从侵权法移居至宪法领域后，隐私权也显示出了它全面扩张的力量[24]。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法上的信息自决权并不认可将单一的个人自治做为权利的终极目标，而是将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等价值均纳入了宪法保护视野中。下文就以典型实例为证，说明信息化时代下国家滑向监控国家的极大风险以及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的必要。在民法学者看来，隐私权不仅属性是私的，是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法律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但对德国法信息自决权优势的确认，并非意味着彻底否认美国法宪法隐私权的参考价值。[29] 李晓明：公共视频监控系统与隐私保护的法律规制——以上海世博会为视角，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1期。[51]典型的例子就是知识产权，因为不像动产和不动产是有形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只能通过法律规定来形成。
只要基本权利形成有其必要性，那么这种区分就是有必要的。（一）基本权利形成的限制 1.形式上的限制。Vgl. Volker Epping/Christian Hillgruber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2. Aufl., C.H.Beck, München, 2013, S.504.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德国基本法第15条将土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并列，所以其生产资料的范围比我国要小。我们必须了解，无论是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乃至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都是针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言的，而之所以要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神圣性，就在于防止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对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剥削。
[79]而探求主观公权利是否存在的保护规范理论就是要通过对基本权利规范的解释来寻找其中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从而确立基本权利的主观公权利属性。可以说，基本权利形成使得我们对立法者与基本权利的关系乃至法律与宪法的关系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对抗也有信任乃至血缘关系，法律的合宪性与宪法的合法律性两者是辩证的存在。
[18]这就是所谓的保护规范学说，它支持了从一个宪法规范中推导出主观的基本权利。后者经常是与财产的限制相联系的，新的物权的引入，比如住宅财产或者修建权属于财产权的内涵确定。还是后来的社会法治国，立法者不仅要注意基本权利中的禁止性要求，还要注意基本权利中的命令性要求，积极地促进基本权利的实现乃至保护基本权利防止受到第三方的侵犯。Vgl. Gunther Abel, Die Bedeutung der Lehre von den Einrichtungsgarantien für die Auslegung des Bonner Grundgesetzes, Duncker Humblot, Berlin, 1964, S.79ff. [24]Hans D. Jarass, Funktionen und Dimensionen der Grundrechte,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6, S.630～631. [25]Carl Schmitt, Freiheitsrechte und institutionelle Garantien der Reichsverfassung, in: ders.,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 Materialien zu einer Verfassungslehre, Duncker Humblot, Berlin, 1958, S.155. [26]同注，Abel, S.70f. [27]同注[16], Stern, S.784. [28]同注[1], Degenhart, S.269～280.学者Hillgruber认为，继承权也需要形成，Vgl. Christian Hillgruber, Grundrechtlicher Schutzbereich, Grundrechtsausgestaltung und Grundrechtseingriff, in: 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X, 3. Aufl.,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1, S.1010. [29]Georg Hermes, Grundrechtsbeschr?nkungen auf Grund von Gesetzesvorbehalten,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9, S.344. [30]a.a.O., S.1012. [31]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II, 29. Aufl.,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3, S.59. [32]故有些学者将形成保留也称作调整保留（Regelungsvorbehalt）。
一方面，多个地方出现的公民因拾得或者发现狗头金、乌木而产生的私有还是国有的争议，反映了公有制的内涵亟需法律的形成。因为自1988年修宪之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为宪法所允许，只要不影响该领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可。因为干预必须是对落入了保护范围的行为，或者说，对应受基本权利保护的行为的妨碍。（3）该财产的私有比例是否超过了该财产的公有比例，从而使该财产的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
它处理的是一国国内有限的政治参与权，比如请愿权、选举权。而对于反射性利益的受损，个人无法以个人的主观公权利受损提起主观诉讼，而只能以公共利益受损为由提起客观诉讼（即公益诉讼）。
此后，Bachof又将主观公权利与诉权相连接，并成为主观诉讼中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标准。但不能忽视的是，制度性保障属于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功能之一，[24]也就是说，制度性保障根本不把基本权利作为主观权利来看待，制度性保障成立的前提就是区分制度与权利的不同。
法律的干预原则上是有限的和例外的。个人总是能够进行两性结合，但只有符合客观法所规定的条件的两性结合才能成为婚姻。[81]Kloepfer认为，制度的核心领域需要考虑不同的因素来确定，出发点是制度的历史内涵，因为它是制宪者引入的理由。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68]正是因为婚姻和同性伴侣存在这样的差别，所以将同性伴侣排除在婚姻的保护范围之外并不构成对前者的歧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属于人的自然交往。
由此，干预只能以适用法律的方式来进行，通过法律本身或者特别法律来直接干预是不允许的。[84]夏征农：《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8页。
按使用时间长短分，有一次或短期使用的普通消费品和可供长期使用的耐用消费品。然而，生产资料虽然长期以来是私有的，但是这种私有却导致了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丧失，导致了不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剥削，所以，生产资料的私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在道义上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1975年宪法第9条第2款：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38]即主观公法权利不是自然自由，都是法律自由。
这一点也有助于澄清一些学者将基本权利的形成与制度性保障（Einrichtungsgarantien）等同的误解。[41]宪法的规定对于立法者是一种指针（Richtlinien）。注释: [1] Christian Degenhart, Grundrechtsausgestaltung und Grundrechtsbeschr?nkung,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9, S.266. [2] Vgl. Walter Leisner, Von der Verfassungsm??igkeit der Gesetze zur Gesetzm??igkeit der Verfassung: Betrachtungen zur m?glichen selbst?ndigen Begrifflichkeit im Verfassungsrecht,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64; Otto Majewski, Auslegung der Grundrechte durch einfaches Gesetzesrecht? Zur Problematik der sogenannten Gesetzm??igkeit der Verfassung, Duncker Humblot, Berlin, 1971. [3] Martin Gellermann, Grundrechte in einfachgesetzlichem Gewande: Untersuchung zur normativen Ausgestaltung der Freiheitsrechte,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0, S.18. [4] BVerfGE 57, 319f. [5] BVerfGE 57, 323;12, 260;20, 174f.;7, 208f. [6] BVerfGE 57, 320. [7] Silke Ruck, Zur Unterscheidung von Ausgestaltungs- und Schrankengesetzen im Bereich der Rundfunkfreiheit, A?R 117, S.548. [8] BVerfGE 57, 321;73, 166. [9] BVerfGE 74, 343;71, 215. [10] Martin Borowski, Grundrechte als Prinzipien, 2. Aufl., Nomos, Baden-Baden, 2007, S.149. [11]关于基本权利内在限制与外在限制的区分，参见王锴：《论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未刊稿。[37]但是，耶林内克思想的极端在于，他认为，所有的主观公法权利永远只能以能为为内容。
专利、商标等都受宪法上财产的保护，但前提是立法者进行了内涵确定。要么是不成文的，比如禁止权利滥用。
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21]同注[3], Gellermann, S.51。
[9]这意味着形成基本权利的法律和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必然保护不同的法益，形成性立法保护的法益（广播电视自由）被限制性立法促进的法益所限制。[26]Stern认为，制度是秩序的产物，同时也是旨在形成和保障秩序的规范的集合。
比如北威州的《一般山岭法》规定了矿藏所有者对于地皮的优先购买权，因为该地皮对于矿藏企业的运营是必要的。[25]当前，德国学者普遍将制度理解为一种规范集合，比如Abel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规定的集合，它不仅是个别的规定，而且是相关法律领域起控制作用的结构性原则。保障的不仅仅是制度的存在，更多是制度的基础和特征，后者是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典型的和本质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核心，即首先针对生产资料，其次防止出现剥削。
基本权利形成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区分一直是基本权利教义学上的难题，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否认这种区分必要性的观点。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22]同时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利形成具有部分的重合性，[23]比如婚姻家庭、（私有）财产、合同被认为既是基本权利，又是法律上的制度。[27]既然制度性保障旨在保障一种规范集合，既然规范与权利之间存在区别，自然不能与旨在形成一种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形成相等同。
因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并非显而易见的，而是要通过解释来推导。五、余论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围绕《宪法》第9条第1款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内涵产生了激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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